保安界的“黑猫警长”:25年共抓犯罪嫌疑人624个

小保安闯出大名堂

穿着便衣,朱良玉和往常一样,在北京某商场广场南门附近执勤。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名妇女虽然在逛街,但手里总拿着个大围脖,压根儿不看货物一眼,眼神只瞄着人。

从一楼到二楼,再到三楼、四楼,最终又折回一楼,这名妇女反复走了好几趟,最后到三楼的羊毛衫柜台停住。面对着年轻女顾客,她用围脖挡住手,没几秒钟,她肩膀猛然向上一抖。

“小偷得手了!”朱良玉判断。他上前一把抓住妇女的肩膀,对方却转过身朝朱良玉脸上吐了口唾沫,“你神经病,我才不是小偷,我是你们的上帝!”朱良玉连拽带拖,好不容易将她带到保卫部,没发现失主的钱包,朱良玉只好向她赔礼道歉。

感觉憋屈的朱良玉没死心,他跑到监控室来来回回地查看录像。原来,女贼也讲究配合,拿到钱包后,她第一时间将它甩在地上,被接应的同伙顺势捡走。朱良玉的轴劲儿上来了,他留心了半个月,终于等到这名妇女重施故伎,赶忙带人抓了个正着,把她和3个同伙一起送上警车。

但凡遇上朱良玉巡逻,辖区里的不法商贩掉头就跑。因为长得黑,他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——“黑猫警长”。干保安的25年里,朱良玉带队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624人,破获盗窃案160多起,扑灭火灾10余起,挽回经济损失500多万元。

从普通的基层小保安开始,当班长、分队长、中队长、大队长,朱良玉目前担任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副总经理,也是保安行业里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。

他还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,曾向人大提交了多项涉及农民工和保安问题的建议,发表了10多篇调研的文章……因为把这份不容易被理解的工作干出了大名堂,他被称为中国“最牛”保安。

“战争年代靠解放军,和平年代靠警察,日常生活就得靠保安。”在朱良玉看来,涉及安保的很多问题,如果在发生前期不及时处理,就会造成大麻烦,他对自己有个要求——做辖区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。

来北京之前,他对保安的职业没什么概念。高考落榜后,他铆足劲儿创业,在山东老家干养殖,本以为能搭上时代的顺风车成为万元户,结果遇上一场大暴雨,淋跑了鱼,淋死了鸡,也浇灭了他的创业梦。要账的人隔三差五找上门来,朱良玉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牛,攥着300元开始北漂。

他原本以为,这工作戴大檐帽、穿笔挺的制服,应该和警察差不多,挺有威严。没想到上班第一天,他照着流程给小区居民敬礼,请他们出示证件,一名女同志直接嚷嚷“甭理他,我们进去,这就是看门狗”。

朱良玉蒙了,差点儿冲上去和他们比试,但想起公司“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”的工作方针,只好忍下来。事后,他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奖状,是保安公司颁发的“委屈奖”——风格高尚奖。那段时间,他感觉这份工作实在不好干。

转折点发生在一天夜里12点多,他一个人从执勤单位踱回宿舍。天气格外冷,路上也几乎看不见人,进了巷子,他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,后来发现是位30多岁的大姐。对方态度诚恳地说,自己是附近的工人,下夜班回家,走这段路总觉得心里慌。看朱良玉穿一身保安制服,跟着他才觉得踏实。

“我也不是一个只会遭人白眼的保安嘛。”朱良玉想,这份工作并不是时刻处在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,小保安也能带给很多人极大的安全感,换一种“高大上”的理解,保安也是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

朱良玉曾在北京海淀区翠微大厦带队执勤。因为地形复杂,这里还一度被定义为“最令人头疼”的安保区域。那时候,商场刚开业,一帮专吃“开业饭”的盗贼经常光顾,一天遇到四五起盗窃案都是常事儿。为此,朱良玉时刻紧绷着神经,从发现问题到等待下手,常常一盯就是两三个小时。

重大案件的破获总有他的身影。一次,翠微大厦某间财务室被盗走20万元现金,惊扰了附近的居民,也惊动了警察。海淀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前来逐个排查。大厦人流密集,人员流动频繁,他们只能看监控录像。监控放到凌晨的一个画面,一名男子抱着纸箱走出财务室,协助办案的朱良玉一下喊出了该男子的名字。原来,这是个最近常来翠微大厦蹓跶的无业青年,每天雷打不动巡逻的朱良玉对此人再熟悉不过。

有了朱良玉带队,翠微大厦附近的治安状况让人踏实。有记者来试探,暗地里以消费者身份故意在商场里丢了3次包,可每次还没走远,就被保安队员追上来提醒。一篇名为《在翠微大厦想丢东西都难》的报道由此而生。

抓贼看起来风光,但实际上危险重重。朱良玉的腿上有道长长的伤疤,是跟小偷搏斗时被刀刺伤的。他断了不法分子的财路,就有人“不让他好过”。朱良玉被人在路上堵过,家门被铁丝和木棍团团塞住,窗户还被人用砖头砸出个大窟窿。

朱良玉管理过小区、商场的安保工作,也曾为一些公司的安保工作服务过。他觉得保安工作“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”。对于一些公司来说,访客第一个接触的是保安,离开时最后一个告别的还是保安。“这就是单位的第一张名片,我必须得干好”。

在平日,保安需要耐得住寂寞,按部就班站好岗,大部分时间比较枯燥;但一遇见突发险情就是十万火急。“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晚上来电话”。

辖区突然起火的情况他没少遇见过。一次,附近的地下室失火,下了班的朱良玉立刻赶回现场,看见浓烟弥漫的地下室,他二话没说,拎着2个灭火器钻进了浓烟。那次,他用掉7个灭火器,身上被灼伤好几处。

作为保安管理干部,朱良玉这些年更重要的任务,是带着队员参与上级交办的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安保工作——哪怕更多是在局部区域和外围区域服务。他和战友们完成了“复兴之路”、“红军长征展”、2007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、北京奥运会等1000余次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,每次都安全完成。

普遍来说,保安工作门槛不高,学到的技能也相对有限。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,他硬着头皮迈进学校学习。值班的空当,他拿出书来读。他还买了随身听,在路上边听边学。从经济学到行政法,朱良玉一一攻克,他先后考取专科、本科、研究生学历。

他总认为,年轻人跟着自己当几年保安,如果没出息,那自己就是在误人子弟。所以他总鼓励手下的人学习。他管理辖区的保安队员里,60多人考了大专以上的文凭,20多人被评为区级以上先进工作者,有40多人先后被提升到保安管理岗位,还有人转行当起老板。

励志故事的背后,也有现实社会沉重的一面。朱良玉现在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,直到7个月前,他才搬离地下室。儿子刚上大学,妻子没有工作,很多年来,他们全部的收入就是朱良玉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资。

他承认,就目前来说,这项职业的社会认可度远远不够。有时候他也很心痛,队里的小伙子交了女朋友,不敢说自己的具体工作,因为说了,很可能就会被分手。

他开始琢磨,怎么能切实提升保安的职业荣誉感。中国的保安有450多万人,是不可或缺的治安力量。但从实际来讲,大部分迈入这个岗位的年轻人,开始都是因为无路可走。

“保安上升通道窄,付出多,得到的相对少。”朱良玉曾把建议带上两会,呼吁提高保安的工资待遇,加强保安权益保障,稳定保安队伍。有一年,北京团里的55名代表一共提出85个建议,光是朱良玉一人就提了14个。

这名人大代表总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。“如果我不发声,那就等于450万名保安不发声。”为了把建议切切实实地“打在点子上”,他跑遍相关安保企业了解情况;有关安保行业“营改增”后征税等建议,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答复。

他想让老百姓看到,想让更多的企业知道,其实保安不仅是站岗、巡逻、押运、放哨的小角色,这些人长期驻守一线,对地域熟悉,侦查经验也丰富,他们能够参与到更多的安全防范工作中,比如对大楼重要部位的评测和安装防盗系统的评估。

自从迈入保安行业的大门,朱良玉一直“很忘我”,“进步的愿望特强烈”。他攒下三四书包的奖状,年年的先进称号都没落下。安保服务已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待业、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重要平台,而朱良玉要做的,就是按照社会需要提高业务知识和能力。

一辈子坚守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岗位,朱良玉觉得挺满足。他现在管理的辖区有80多个单位,每天往返于这些单位之间,找保安聊工作,和分管负责人谋改进,也和其他保安公司谈心得。

其实,社会上从来不乏保安的励志故事。比如北大保安张俊成,工作期间也曾努力考学,目前担任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,带领813名师生冲出被大山包围的世界。但朱良玉给自己的定位是干好本职工作,帮助保安实现自我的进一步跃升。

在北京市总工会和科委的支持下,朱良玉全国劳动模范创新工作室成立了。这个工作室主要以社会治理的安全、防范、评估为主,他们希望将普通保安工作变得更加科学化,比如站岗从固定到流动,实现交叉巡逻;培养保安更多的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,这些实操技能还被写入教材中,正准备推行。

朱良玉自己也搞不清楚,到底为什么喜欢这份不起眼的职业。后来,他偶然发现,1984年12月18日,中国首家保安公司在深圳蛇口诞生,这个日子被认为是中国保安的生日,而他的生日,恰巧也是12月18日。“可能就是种缘分”。

因为保安工作的特殊性,节假日的任务格外重,回不了家是常事。家里的老人已经80多岁了,但这么多年,春节假期朱良玉只回过一次家。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那天,朱良玉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那头,老母亲沉默良久,缓缓说,“你当保安,还真当出个状元来。”

执笔: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